他是出生于松花江畔自小多病的孩子，也是倾尽毕生精力致力于生物医学研究的学术权威；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最早接受国外教育的资深“海归”；他曾是恶性肿瘤患者，如今却活力四射地带领学生活跃在实验室，研究如何能更有效地战胜肿瘤。

　　从6岁那年的一次重病差点没命到现在，刘树林63岁的人生用几个数字就能概括——死磕一个梦想，忠于一个承诺，做了三件大事。

　　三件事

　　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基因组中心主任刘树林的科研履历要从1985年赴日本留学算起。30多年间，他在全世界首次提出界定细菌物种的“3C”标准，为系统细菌学提出全新的理念和客观依据。他建立了疫苗的新方法学，针对HIV病毒等病原体感染的预防进行了尝试，迄今获得多项专利，并在如何有效战胜肿瘤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然而，比起科研工作者的本行，刘树林更像个文字发烧友。他帮无数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逐字逐句修改英文论文甚至邮件；包括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在内的所有假期，他都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字斟句酌地帮别人修改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每年圣诞节，他要为100多人团队里的每个人写一张独一无二的贺卡；别人找他写推荐信，他从不在现成的模板上签名了事，一整页英文推荐信一定要自己动手一字一句地写；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他用几百首诗词记录下不同的心境和感受；他最害怕的角落是办公室墙边两排书柜中间的椅子，他一坐下就起不来，最不小心的一次，他看得忘了时间，整整坐了6个小时。

　　刘树林像一位隐士，办公室就是他的“世外桃源”。他至今用的还是2008年买的三星翻盖手机。事实上他基本不用手机。今年前8个月，他的手机只开了4回。但熟悉他的人不用担心找不到他。他的QQ每天在线，而且只要来办公室找他，一般都不会扑空。

　　他的“世外桃源”天然拒绝一类人——身材太丰腴的进不去。他的办公室在科研楼顶楼走廊的尽头。进去要先穿过被几个冰箱和其他设备“夹”出来的狭小通道，一进门入眼的是一排高高的书柜。向左拐，再从书柜间狭窄的通道穿过，才能见到一米多长、五六层高书架后的办公桌。记者身高165厘米，不到100斤，过这几个通道时为了不碰掉东西，必须侧身经过。

　　在办公室里，总结自己的一辈子，刘树林伸出3个手指，“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研究了细菌的进化，提出细菌天然物种概念和建立界定参数，为解决细菌系统学提供了新的理念和客观依据。从1673年人类第一次发现细菌至今，细菌是否以物种方式存在的讨论一直热烈。刘树林说，人类和黑猩猩有99%的基因都是相同的，但就是这1%的不同对于物种间的巨大差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的研究论述发表在《美国科学院期刊》(PNAS)和美国的《细菌学杂志》(Journal of Bacteriology)等学术出版物上。有了这个根据天然遗传性状建立起的细菌分类体系，不同的病原体无论其亲缘关系多近，都能清晰地被分辨，这对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件事是精准医学研究，这也是基因组中心的主要工作。简单说来，同样患有一种癌症的10个患者可能各有不同的原因，也因此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在精准医疗逐渐走入人们视野、受到资本青睐的今天，刘树林团队已经在这一领域坐了十几年冷板凳。

　　第三件事则到了“呼之欲出”的阶段，这也是最让刘树林兴奋的。他和团队通过研制细菌产物，使得细菌可以对癌细胞起到抑制甚至消灭作用。在已有的试验中，对比市面上的抗癌药物，他们的成果对人体的危害要小很多。

　　据说，明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是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才下决心做一名医生的。刘树林选择在人类健康领域深耕，也源于相同经历。

　　刘树林说，自己能活到现在，是命大。童年的他，整天眼巴巴地看着挂在墙上的几个粮食口袋，却不能动，因为不敢吃，大人不让。

　　小时候，他经常生病。通常孩子们得病常有头疼脑热的症状，而他从没有这些症状，总是突然躺在那儿不吃不喝不动好几天，说不出话，但神智一直是清醒的。中医西医都看过，也说不出来是什么病。他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买了一套线装的《本草纲目》，称为“药书”，不时拿出来翻看。不看的时候就恭恭敬敬把它包好放在书箱里。刘树林也跟着看，当然，什么都看不懂。

　　1961年，刘树林重病在床，气若游丝。父亲把厚木板和长钉子都找出来了，以备不时之需。母亲守在他身旁一直哭，有时摸摸他的额头。刘树林久病却从不发烧，他笑着回忆说，母亲那时并不是看看他还烧不烧了，而是看看他凉没凉呢！

　　父亲从外面走进来，叹了口气说：“哈尔滨有好大夫，孩子的病肯定能看好。”刘树林想，那怎么还不去呢？再不去不是晚了吗？后来他才明白，那时候家里算上姑姑叔叔总共9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40多元工资，上哈尔滨的路费都没有，更不要说医药费了。

　　刘树林命大，过了几天，病居然自己好转了。在恢复过程中，父亲对母亲说：“这孩子这回病又好了，将来让他学医吧。到哈尔滨医大读书，当个好医生。”刘树林当时还没力气睁眼，但他听明白了，将来当个好医生，有病就可以自己看，不用找别人了。

　　也许真的要感谢病魔，没有这三件事，也许刘树林会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对于刘树林来说，科研从来不是咬牙坚持的事业，而是迫不及待的梦想。每天一睁眼，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办公室，因为还有那么多事儿等着他。

　　刘树林的时间以15分钟为单位，早上6点左右上班，先是处理日常事务，8点后在实验室和论文中间穿梭，晚上6点回家，继续工作到深夜。他说，一天时间不够用啊！他的自传《天涯逐梦》花了两个月时间，也是在挤出来的一个个15分钟里完成的。“看这工夫没啥急事儿，我就赶紧坐电脑前写15分钟。”

　　连夜写申请

　　王立平是刘树林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读书时的同窗、室友，现在是同行。两人都已年过花甲，但聊起天来却还像20多岁的小伙子，操着正宗的东北话，说高兴了就哈哈大笑。

　　王立平最佩服的就是刘树林。这种佩服不只是科研上的成就，更主要的是刘树林的执着。当年在佳木斯市富锦县中心医院工作时，在旁人眼里刘树林已经有固定工作，该稳定下来。但刘树林却一门心思要重新做学生。要知道得到这份工作当时是多么不容易。

　　1971年，刘树林在读高中，当时学校第一批分配工作的只有5名学生，刘树林是其中一个，他被分配去当时人人羡慕的糕点厂。据说在这里不仅自己能吃饱，顺便让家人不饿。但刘树林却不想去，他回家和母亲说，第一批工作有我，我不想去。学校有去医院的指标，但8个高中班只有6个指标，没有分配到我们班，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母亲一听，马上放下正在淘的米，冒着鹅毛大雪，去当时分管学生分配的负责人张景春家。母亲把刘树林从小到大对医学的梦想跟张景春老师说了。张老师很感动，说“你让孩子写个申请吧。”

　　刘树林连夜写了6页16开纸面，第二天请班主任陈凤喜转交给校领导。领导班子正在开会讨论学生分配事宜，张景春让陈凤喜把申请书读读。陈凤喜读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声泪俱下。最后，领导班子一致通过，分配刘树林来医院上班。

　　当时，富锦县中心医院常派医疗队去非洲国家支援建设。领导告诉刘树林，不仅是医疗队，只要从事医疗工作，总有和外面接触的机会。要跟外国人交流，就要学外语。刘树林盯上了内科的杨主任学习英文和德文；又找到了眼科的江医生学习日语。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刘树林白天在医院检验科工作，晚上挑灯夜战。当时王立平是应届生，比刘树林小几岁，一直叫他刘大哥。回忆起当年的辛苦，王立平至今仍然咋舌：“白天也没时间看书啊，找时间复习备考真难啊！”

　　1978年3月16日，刘树林和王立平如愿踏入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大门。

　　王立平说，刚开学时，不少人劲儿很足，半夜3点还有人在路灯下读书，凌晨5点就有人早起背单词了。但是两个月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刘树林却一直保持着这股劲头。

　　“你就别说背单词了，刘大哥是背字典啊！他那本小破字典我还记着，都让他翻圆乎了，角儿都没了！”王立平用手比划着字典的厚度。

　　刚入学，刘树林就盯上了图书馆的外文图书。当时，外文图书材料都放在教师阅览室，学生不能进。刘树林在教师阅览室门口犹豫了好久，最后心一横，豁出去了，直接找到了馆长。

　　馆长看他气势汹汹，觉得奇怪，问：“你为什么要进教师阅览室呢？”刘树林说：“我想查外文资料，了解国际最新科技动态！”馆长问：“你想查什么资料？”刘树林看馆长对学生态度很好，火气渐渐没了，平和地说：“英文的”，马上追加道：“还有日文的，还有俄文的！”馆长看了他一眼，立刻说：“那我给你办个图书证。”这张图书证，现在刘树林还一直珍藏着。

　　一诺千金

　　“回国后不后悔（这个问题）对我毫不适用！我不是为了什么而回国，我是出国之前就定下来回国。”1985年，刘树林赴日本，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求学路。从踏上征程到最终回国，都和一个人有关——他的恩师李绍贤。

　　李绍贤是刘树林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老师。刘树林即将毕业、准备考研时，没选择读本校的研究生，而是想冲击一下北京医学院。有的老师觉得他不爱学校，对他冷言冷语。在攻读北医硕士前，刘树林在松花江上填了一首《长相思》，其中写道：已何求，益何求，坎坷学途毋止休，童心对白头。

　　只有李绍贤支持他。他也和李绍贤保证，毕业之后，一定会回报母校。

　　刘树林考上了北京医学院。临行前，他特意来李绍贤家里告别。正说着话，李绍贤转身从书桌上拿起一根笔和一张纸，还没等刘树林接过来，他的手又停下了，叹了口气说，“算了，不让你留字据了。”

　　刘树林看出恩师的矛盾，主动说：“不管我以后去哪儿留学访学，我肯定回哈医大工作。”

　　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履行承诺的时间到了。刘树林又和李绍贤说，李老师，我的科研项目必须到北美去做，连日本都没有这个条件，但我肯定要回母校的。同样的对话，发生在北京医学院毕业、赴日留学前和日本博士毕业、赴加拿大工作前，而李绍贤也给了他一次又一次支持。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人们了解到的沙门氏菌大概有1000种，其中能引起伤寒病的只有一种，其他的可能引起胃肠炎或不引起疾病。这让刘树林十分好奇。去日本留学后，导师薮内英子也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也希望探究其中的奥秘，刘树林来到薮内英子麾下攻读博士研究生。

　　而去北美，刘树林有更具体的目标。他想探索生物进化缺失的一个环节，即如何定义细菌的物种和物种形成的遗传学机制。具体到沙门氏菌，则是研究为何遗传背景非常相似的沙门氏菌能够进化成感染不同宿主和引起不同疾病的物种。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在医院做检验工作时，刘树林就想弄清楚细菌的物种是什么。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逐渐确定了具体方法，但是日本没有所需的研究条件。要想完成这个探索项目，就必须去北美或西欧，其中最佳选择是加拿大，刘树林给卡尔加里大学的Kenneth E. Sanderson教授写信，很快得到回应。刘树林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做博士后。

　　从踏上日本的土地到来加拿大博士后期间，刘树林从毛头小子变成父亲，从穷学生变成一年内拿到三项加拿大国家基金的科研工作者。身边的人纷纷告诉李绍贤，别指望了，刘树林不可能回来了。

　　李绍贤的著作就放在刘树林从早市买回来的书架的最顶端，刘树林起身，迅速拿起这本书，轻轻翻着已经磨损、装帧早已过时的书，抬头笑着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如果没有李老师，我可能不会回来。”他停了一下，重复了一遍：可能不会回来。

　　在加拿大时，就有不少人对刘树林说，即使你不回来，你也可以对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贡献。

　　很少有人相信刘树林会回来，只有李绍贤，从没怀疑过他会遵守年少时的承诺。

　　事实上，刘树林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回来的时机。他说，从北京医学院和日本毕业后，国内研究条件还不成熟，如果选择当时回国，那么所研究的课题无法在国内继续，相当于“废了”。

　　“国外没怎么变，我们变了，而且发展速度太快了。”北京医学院是全国七大重点高校之一，即便如此，在刘树林读书期间，北医也没有一台做实验的“刚需”流式细胞仪，学生们要去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验室借用。而如今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流式细胞仪成了普通设备。

　　在国外时刘树林一直牵挂着祖国。他于1997年和2000年两次访问母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刘树林和妻子刘桂荣每人可以托运70磅的行李两件，手提行李两件。他们的托运箱和登机箱，每次都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试剂和实验耗材，每次价值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直到今天，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做实验使用的材料里，依然有一部分是当年从加拿大扛回来的，即使现在在国内也无法购买。

　　2001年，刘树林申请到三项加拿大国家基金，终于可以“财大气粗”地带着钱回国筹建实验室了。

　　刘树林回来了。2002年2月26日，他从卡尔加里经温哥华飞抵北京，回到已重组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母校任病原生物学系主任。当天傍晚，他抵达北京，第二天一早就上班了。学校安排的实验室，正是他17年前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那一间。6年后，他最终回到哈尔滨医科大学。

　　如今，恩师李绍贤教授已去世多年，而年过花甲的刘树林，终于用一生兑现了诺言。

　　63岁的“年轻人”

　　2008年4月的一天，刘振洪和学弟姚家庚一起前往刘树林实验室，在电梯口与刘树林和夫人刘桂荣以及曾去加拿大刘树林实验室进修的王燕老师相遇。刘振洪和姚家庚分别攻读博士和硕士学位。

　　说是实验室，当时的条件却比现在简陋太多。刘树林不知从哪儿拿出5瓶娃哈哈瓶装水，每人发了1瓶，兴冲冲地说，今天，咱们基因组中心就算成立了！来，干杯！

　　回忆起当年的一幕，刘树林有件事仍然遗憾得直拍大腿，当时没相机，也没个手机，连个照片都没拍！

　　刘振洪是刘树林实验室从无到有的见证者。今年9月，他最新的接班人庄禾加入了团队。

　　江苏小伙子庄禾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本科生，考研成绩出来后，他和理想的病理学院擦肩而过。在查询调剂专业时，他看到刘树林的名字在列，立刻兴奋起来。

　　庄禾没见过刘树林，却早就在考研交流群里听过他的传说。学姐学长说，刘老师对学生特别好，过节还会邀请学生去家里，还会带东西去办公室分给大家吃。如果有论文想雕琢，就拿给刘老师看，不需要一定得是他的学生。而他改完，“基本上就相当于给你重写一遍。”

　　庄禾看到刘树林的名字，直接跑到药学院顶楼刘树林的办公室说，老师，我想调剂到您这儿。

　　刘树林站起来热情地说：“欢迎欢迎！欢迎你加入我们！”

　　这是庄禾和刘树林的第一次见面。很快，庄禾确定了导师刘树林，决定暑假就进组。这时，庄禾遇到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由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和研究生入学中间隔着暑假，而庄禾处于没有学籍的状态，所以和绝大多数学校一样，哈尔滨医科大学也没有给他安排宿舍。庄禾已经做好了短租的准备，在一次和刘树林聊天时随口一提，第二天，刘树林就帮他安排好了宿舍。不仅如此，刘树林说，他还要向学校反映，要学校为以后这一类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减少学生中途搬家的周折。

　　刘树林牵头的面试，除了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还有一道附加题——诗词修养。平时经常写诗填词的刘树林，对麾下弟子也有同样要求。他说，自己拿了几十年显微镜，深知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只围着显微镜转，就会“傻傻的”。所以，他要求他的学生和团队成员，要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和对生活的热情。

　　刘树林说，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科技人员成不了合格的知识分子，不了解世界社会常识的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难免被轻视、漠视、甚至鄙视。

　　作为资深“海归”，他用多年的经验在学校举办礼仪讲座，内容甚至包括国际社会幼儿园儿童的行为守则。讲座开始，不少人抱着看笑话的心理去参加，却在讲座结束后对刘树林表达内心的震撼——太多行为规范，连听都没听说过。出了国门，肯定要闹出国际笑话！

　　刘树林还开设了本科生选修课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漫谈》，在课上，他一头银发，侃侃而谈。“气魄学习李白，境界学习杜甫，怡情学习王维，唯美学习杜牧，豪迈学习苏轼，刚烈学习稼轩……”

　　刘树林上一次接受采访是2008年，从那以后他拒绝了所有的访问。不仅是为了踏实做事，而是他觉得上次采访里记者乱写、乱“拔高”：“（上一篇文章里）里面写我‘热泪盈眶地说’，我什么时候热泪盈眶了？”他说，能够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因为记者是通过欧美同学会联系他的。从几年前第一次接触这个组织，刘树林就被里面不少人踏实做事的精神所感染。

　　“一志值千金”

　　“这是我老伴儿！”刘树林总会热情地向来客介绍同在办公室工作的妻子刘桂荣。赴加拿大卡尔加里不久，刘桂荣便带着儿子和刘树林团聚。。

　　刘树林在卡尔加里的家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大本营。哈医大访学访问人员，经常在他家吃住，这些全靠刘桂荣操持。1987年，独自带着儿子在国内生活的刘桂荣，应刘树林的要求，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为大兴安岭火灾捐出了相当于他5个月工资的汇款。

　　刘树林一天的伙食费通常在10块钱之内——早饭一个鸡蛋，午饭半个拳头大的米饭配点土豆炖豆角之类的炖菜，晚饭不吃。这样的伙食标准，在哈尔滨一个月大概300多元就能满足。

　　而刘树林也真的“有钱”。学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刘树林邀请加拿大专家来校讲学和交流，一个月的食宿交通都是刘树林自掏腰包。“科研经费里有这笔预算，刘老师把钱都给买试剂啦！”

　　1996年，刘树林在加拿大期间罹患口腔癌，5年存活率仅有8%。检查报告出来后，刘树林隔了好一阵子才告诉家人，期间仍然像没事儿人一样工作和生活。刘桂荣一提起这件事儿，就忍不住落泪。“他还有那么多理想没有实现，我感到非常遗憾”。

　　刘树林很快遵医嘱安排手术。第一次手术当天上午，他如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工作。一看手表，到时间了，换上衣服就去了手术室。术后出院，先去了实验室。第二次手术当天，他也先去的是实验室，术后出院，他回家前还是去了实验室。两次都是全身麻醉的大手术，术中险情频出，一度每分钟呼吸只有4次。

　　儿子刘葳峤在7岁大的时候随母亲和刘树林在加拿大团聚，从小聚少离多的父亲终于成为具体的存在。如今已经从卡尔加里医学院毕业、做了7年医生的刘葳峤回忆，最庆幸的一件事就是父母坚持让他学中文，这让他一直保持了中国的“根”。

　　刚到卡尔加里时，刘葳峤必须立刻学习新的语言和新的文化。但父母要求，在家里只能说中文。母亲还会教他一些中文阅读和写作。卡尔加里的中文公共图书馆刚一投入使用，刘树林立刻带着他去读书，并且要定期考他。

　　多年来，刘桂荣勤俭操持家务。刘树林的时间几乎都花在工作上，家庭负担要刘桂荣一肩扛起。她却从未抱怨。她说，刘树林的时间应该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哪怕是回忆起刚去加拿大时买的便宜二手车在雪地里抛锚的窘境，刘桂荣也没一点抱怨。她看了看刘树林的侧脸，转过头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一志值千金。”

　　刘桂荣和刘树林已携手走过了几十年。刘树林给妻子带过不少礼物，但送来送去，总忽略一样东西，刘桂荣从没提过。在刘桂荣60岁生日时，刘树林终于把它举到刘桂荣眼前，那是一枚姗姗来迟的钻戒。刘桂荣如今提起来，仍然眼泛泪光。

　　刘树林和刘桂荣都说，退休之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结束紧张的工作，花些时间，享受生活。书迷刘树林说，他有好多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原著，早就想读了，一直没时间。虽然译本早就更新了一版又一版，刘树林还是坚持要读原著。语言还不会，怎么读？刘树林自然地说：“学了再读就完了呗！”（完）